1995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学者莱斯特·布朗撰写了一部书，书名是《谁来养活中国》。在书中，布朗预测中国粮食在未来30年内将出现全局性短缺，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对于粮食的需求。布朗的这一中国粮食危机论在当时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和学界的热烈讨论。

　　与之相对的是，2007年中国的粮食生产出现重大转机，全国粮食总产超过一万亿斤，实现了自1985年以来首次连续四年增产。“这成为驳斥布朗中国粮食威胁论的最有力的论据。中国完全具有立足国内，确保自身粮食供给的能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崔晓黎说。

　　“粮食安全的警钟要始终长鸣，巩固农业基础的弦要始终紧绷。”在200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粮食安全的基础性地位再次被强调。粮食连年增产，五谷丰登，为何还要始终长鸣安全警钟？记者为此采访了有关专家。

　　学界关注：靠自己的粮食养活十几亿人

　　1983年4月，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通过了粮食安全的新概念，即“粮食安全的最终目标应该是确保所有人在任何时候，既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他们所需要的基本食品。”这个概念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界定了粮食安全。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五谷者，万民命，国之重宝”，粮食是人类赖以生存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生活资料，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特殊商品。“对粮食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学术界和政策界对粮食安全问题的讨论也从未间断。”崔晓黎说。

　　“改革开放以后，粮食安全问题在中国一直备受关注，1995年布朗的推断引起了国际对于中国粮食问题的高度关注，同时也对国内的粮食战略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崔晓黎说：“而今天，中国的粮食产量是布朗和所有的专家‘始料未及’的。”

　　在粮食安全问题上，也曾存在“乐观的粮食安全观”和“周期性的粮食产量危机”的争论。前者认为，中国目前不存在对国家食物和粮食安全构成巨大威胁的因素；后者则对中国的粮食安全和政策提出了很多担忧，包括粮食产量的大幅波动和粮食结构的不合理，造成了一方面中国的主要粮食作物全面过剩，大江南北出现“卖粮难”，而另一方面，每年却要进口近2000万吨的油料及其制品。“布朗和国内专家的这些争论中最核心的一点就是中国能不能通过自己国内的粮食来养活十几亿人口，在这一问题上，大家有一个共识：中国必须立足国内粮食生产，才能确保粮食的供给。”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梁书民说。

　　现实挑战：保障粮食安全始终是国人的头等大事“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战胜了洪涝、干旱等重大自然灾害，在耕地、水资源日趋紧张的情况下，从2004年到2007年，粮食生产成功实现连续4年总量增加，扭转了前些年面积下滑、总产下降、单产徘徊的局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从需求看，虽然粮食连年丰收，总产恢复到1万亿斤，但仍当年产不足需。”农业部部长孙政才日前在全国农业工作会议上如是说。

　　崔晓黎分析，面对丰收年，我国的粮食安全依然存在很多压力。首先，耕地日趋减少，日益增加的人口对粮食产生更大的需求。截至2006年10月31日，全国耕地面积为18.27亿亩，比2005年末净减少460.2万亩。与10年前相比，我国耕地减少24亿亩。与此同时，我国人口净增了9059万。

　　其次，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减少。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体的2.1亿农民大量进城务工，外出务工农民兼营农业，劳动时间投入不足，对农业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产生一定影响，大量农产品生产者，已经变成了现在的农产品消费者，从而进一步带动了消费总量的增长。

　　再次，国际粮价持续上涨，我国利用国际市场调剂余缺的不确定性也在增加。受石油价格不断攀升驱动，生物质燃料快速发展，美国2007年用于生产乙醇的玉米比2006年增长50%，占玉米总产量的20%以上。欧盟60%的油菜用于生产燃料，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世界农产品供求。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预计，2007年谷物贸易量同比减少1.5%；价格出现大幅上涨，2007年9月小麦价格同比增长60%以上，奶制品价格同比增长100%。今后一个时期，世界农产品价格将在高位运行。因此，主要依靠自身来保障粮食安全始终是13亿中国人的头等大事。

　　对策寻求：政策、技术、市场、耕地保护多方努力

　　近几年，全国耕地以每年几百万亩的速度减少，直接威胁粮食安全的根基。因此，中央多次强调，要守住18亿亩耕地的红线，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同时，土地转让所得要加大扶持农业发展的力度。只有保护耕地得到激励，破坏耕地得不偿失，耕地不断减少的势头才能得到遏制。

　　专家指出，在耕地形势严峻的情形下，依靠技术创新这一根本保障，才能提高单产，保障粮食安全。农业部原部长何康曾指出，提高粮食单产，保障粮食安全，一靠政策、二靠投入、三靠科技，但最根本的还是要依靠科技来解决问题。实践表明，在现代粮食增产的过程中，技术因素占35%，即每增产100斤粮食，就有35斤是因为技术的改良带来的。他还预计，到2020年，技术因素的贡献将达到45%。国家应加大对农业科研的投入，改变我国目前农业科研投入占GDP不足1%的现状。

　　“推广技术的最佳途径是产业化经营。在我国，不是没有好技术，而是生产形不成规模，导致农民生产成本过高，农民采用新技术的积极性不高，使很多优良技术品种的潜力没有发挥出来。因此，我们要实行产业化经营，通过龙头企业带动农民生产。”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戴景瑞提出，专家的成果要体现到农民田头，需要一个中间转化的环节，那就是企业，企业化运作可以为成果转化提供一个平台。一项新技术从研发到推广需要很多资金，以前是靠国家投入，但现在国家产业化投入只支持公司，不支持研究单位，这就需要一个新的机制——公司产业化机制，也就是专家提供技术，公司提供资金，运作推广技术品种。产业化经营的好处是能使研究单位、企业、农民和国家多方实现共赢。

　　同时，专家还强调，要继续完善支农政策，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今年的肉价牵动了人们的神经，改革开放以来，生猪发展经历了6次大的波动，据测算，生产波动1%，价格就波动7%，既影响市场供给，又影响农民收入。”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元红说，发展农业生产，应当尽快建立健全预警机制和完善调控办法。而且，重要农产品波动的规律还告诉我们，政府在产前的干预和引导，比产后被动地干预效果更好。

　　观念创新：建立发展新阶段的粮食安全观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处长孙梅君指出，粮食的供给，绝非多多益善。供过于求，势必导致价格的下跌，谷贱伤农。因此，在粮食问题上，应该正确处理短期和长期、总量与结构、自给与进口的关系，建立发展新阶段的粮食安全观。

　　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丁声俊指出，我们强调树立新的粮食安全观，决不是复归到“以粮为纲”时代、不顾自然条件和经济规律而片面追求“自产自销”、“力争自给”的传统粮食安全观，而要从客观自然条件和经济规律出发，发挥比较效益优势，创新粮食安全观。他说，这种新粮食安全观的特征包括：一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粮食安全观”，而不是他国的；二是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安全观”，而不是适应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需要的；三是符合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粮食安全观”，而不是封闭锁国、孤立于国际市场之外的；四是符合加入WTO需要的“粮食安全观”。

　　孙梅君指出，粮食安全的核心是能力安全，而不是储备了多少粮食。粮食安全问题，最根本的是取决于生产。生产状况不仅包括实际的产出水平，而且也包括生产的潜力。在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步人新阶段后，政府农村发展的首选目标已由服从“增产”转变为服从“增收”，因此，在粮食问题上，不仅要使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拥有足够的粮食，同时要使粮食生产者获得稳定的收入。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粮食价格维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理想的目标是供求平衡，这是市场的基本法则。否则，粮食生产过多，造成供给过剩、价格低迷、补贴增加的恶性循环，于国家、于农民都不利。粮食减产过多，价格上涨过快，农民短期内有利可图，但粮价上涨所导致的通货膨胀，损失的还是农民的利益；而且粮价看好，刺激农民盲目扩大粮食生产，势必导致新一轮的价格下跌。因此，要维持粮食供求的基本平衡，可以在粮食充裕时，将粮食生产能力储备起来；在粮食相对短缺时，通过适当的储备和进口来调节市场供求，通过释放生产能力来促进供给的增长。更要逐步扭转直至放弃那种单纯以粮食拥有数量作为衡量粮食是否安全的思路。

　　孙梅君说，粮食安全必须立足国内，基本自给。但也并不否定要在一定的时期，合理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调整我国农业资源配置，取得最佳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

　　孙梅君进一步补充说，粮食安全是长期问题，而不仅仅是短期问题。在粮食问题上，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特别是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应该以长期粮食安全为目标。